第一百四十九章 马政（2 / 3）

　　首先，马的消化能力很弱，因为马不像牛一样会反刍。所以，养马想一次喂饱几顿不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历史上也有类似记载：“大中祥符六年二月二日，牧制置使言，淳泽并诸处马监，每冬寒至，春草未出时，马在野，多因草少，致成瘦弱。”而马一瘦弱就干不了活了。　　其次，马的胃口很大，但马不能光吃草，还得喂粮食，特别是干重活时，战时的战马就更不用说了，几乎“一日三餐”都得喂粮食，甚至是普通百姓都吃不上的豆料。　　第三，马除了平时饲养成本高以外，即使没啥重活，和平时期也会发生意外。比如饶州“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，驹之成者二十有七”。有一种观点说，宋朝养马不行，是因为搞国营，如果私人养马就好了。那么，如果马监不行，真让私人养呢？　　其实，宋朝也曾经试着鼓励民间养马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元丰三年春，以王拱辰之请，诏开封府界、京东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路州县户各计资产市马，坊郭家产及三千缗、乡村五千缗、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，各养一马，增倍者马亦如之。”显然，城市户家产要达到三千贯，乡村五千贯，这才养得起马。这要求显然是比较高的，普通农户根本养不起马。　　再者说，养马需要大量的土地，宋朝群牧司言：“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，今以五万马为率，一马占地五十亩。”而五十亩地，差不多是一个中上等五口之家的水平了。因此，民间养马并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承受的。　　我国古代有六大养马地。　　其一，西北养马场。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，草原丰美，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，盛产良马。两千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。陕西、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。公元前约900年，非子在汧、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，成为秦国的始祖，秦马也因此有名。以后汉、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，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。代表马种是河曲马、大宛马。　　其二，塞北养马区。战国以后匈奴、突厥、蒙古等游牧民族在塞北相继兴起，拥有庞大的马群。通过民族间的贸易、战争和迁移，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、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。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，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。明、清宣化、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.4万匹。从辽、金、元到清代，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的养马地。代表马种是蒙古马，蒙古铁骑的机动性天下无双，就得益于蒙古马。　　其三，西南产马区。包括西藏地区，西南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。东汉曾在四川、云南设置马苑。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，不乏名贵良马，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。　　其四，东北养马区。包括现在的东北地区以及古代的幽云十六州，春秋、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、乌桓，都是骑猎部族。鲜卑东面嫩江、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，也产名马。契丹、女真族先后建立辽、金后，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。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，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就达47万匹。　　其五，中原养马区。中原自古车骑驰逐，养马颇盛，唐代在河东(今山西)设有牧监，“马产甚蕃”，但由于长期缺乏优良马种，此地所养之马一般作为民用，除了宋朝。　　其六，东南养马区。中国素有“南船北马”之说，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，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。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，马匹一度发展很快。自唐至宋代，都曾在南方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。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，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。　　据载，汉武帝时，汉朝军方的战马已经达到了50多万匹。这不能不说是汉朝拥有西北养马区之功。　　唐朝的全盛时期，在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，将整个西域和天山以北置于大唐的管辖之内，陇右、河西更是大唐的核心地带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贞观十五年，从长安至陇右，有保乐、甘灵、岐阳、太平、安定等八处战马饲养基地，每一处战马的数量都在5000匹以上。此后甚至陇右养马之地都不能容纳这些战马，只得迁徙到甘肃黄河以北。唐高宗时期，唐朝的战马数量达到顶峰，拥有战马超过100万匹。唐代安史之乱后，陇右陷于吐蕃，但唐朝的畜牧仍然发达，其他养马之地皆在大唐的控制范围之内。　　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，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，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。每一个牧区马匹数量多则几十万匹，少则几千匹。　　宋朝既未控制西北，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，所以宋之一朝战马奇缺，比如宋神宗熙宁八年，官方记载的战马数量仅有3万多匹，宋高宗绍兴十二年，赵构自称拥有战马1.3万匹。而且宋朝的战马除了从西北地区通过贸易输入以外，基本都是西南地区的蜀马和大理马。　　明朝最强盛时期也只是控制到陇右之地，对于西域根本未曾染指，明朝战马数量一直保持在20万匹左右。　　熊槐叹了口气，后世那些马政自己也无法宣之于口，心情愈发沉重。　　“大王，臣以为骑兵只适用于侦查、扰敌，战场杀伤，主力还是步卒。”屈匄说道。　　熊槐摇摇头，“时代在发展，战争的形势也在变化，曾几何